蚂蚁集团新独董,大有来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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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年前的激荡岁月。
蚂蚁集团新任独立董事中,史美伦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。2001年,史美伦受时任总理朱镕基之邀,赴内地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——是改革开放以来从香港聘请的第一个副部级干部。在此之前,她就职于香港证监会,因铁腕作风被称为「铁娘子」。史美伦在内地任期3年多,背后是一段激荡人心的岁月。
2001年史美伦赴京上任前,坊间最好奇的是她的薪酬。
在此之前,史美伦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,拿着几百万的市场化年薪。时任总理朱镕基表现出极大的诚意:香港给你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。
史美伦本有可以参考的对象。1999年,她的老领导、香港前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同样受朱镕基之邀来内地任职,担任证监会首席顾问。梁定邦当时在香港的年薪接近100万美元,朱镕基承诺:甚至100万美元都没有问题。
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梁定邦为自己定了薪酬:1元。
在后来的采访中,他说过几个理由:第一,我是一个局外人,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;第二,为国家做事,不应该收钱,我自己那几年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;第三,当时证监会主席的月工资不到1万,正部级,所以这钱我是不能要的。
但副主席是实际职务,与顾问又不同。史美伦选了另一种薪资发放方法:照单全收,但自己只拿与其他同级别官员同等标准的工资,剩余年薪扣除在北京的生活费用之外,全部用来设立基金,支持中国证监会官员到国外培训进修,人脉资源也由史美伦提供。
对于与朱镕基沟通的更多细节,史美伦对外绝口不提。她只是说,对方告诉她:你放胆去干。
史美伦确实这样做了。就在她上任前不久,经济学家吴敬琏严厉批评中国股市中做庄、炒作、操纵股价乱象,直言「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不如」。改革势在必行。
据媒体统计,在史美伦上任一年内,51项制度接连出台,推动了内地资本市场独立董事制度、保荐人制度、信息披露制度、退市制度出台。履职期间,她沿袭了「铁娘子」之风,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遭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,掀起一场「监管风暴」。用史美伦的话说,丑闻发生时就是改革的最好时机。
史美伦拿三九医药这家被求情「立下过功劳」的老牌企业开刀,将连续亏损三年的上市公司「轰出」市场,PT水仙成为第一个退市者。上市公司怨声载道,史美伦被业内一些人士批评为「不懂国情」。她的解释是:不论你是新兴市场成熟市场,所有的股民应受到的最基本的保护是一样的。
2007年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时,史美伦提起往事:「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,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:这样做有什么后果,他们都答不上来……结果我还是做了,也没见什么后果。」
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「后果」,那就是二级市场的大起大落。或许是运气不好,或许出于改革的阵痛,史美伦在任三年,市场经历了三年的大熊市——她到任时股指是2245点,离任时1300点。股市的不景气成为批评者打向史美伦的子弹。
讽刺的是,史美伦致力于规范资本市场,保护中小股民利益,但反而被自己想要保护的股民怨恨。有股民抱怨,过去几年挣的钱,在她任期内全部亏掉了。
史美伦每次一出来讲话,股市就下跌。2004年9月13日,史美伦期满离任,此后连续两天,沪指大涨。不知这位「不懂国情」的外援,看到股民以这种方式为自己举办欢送仪式,心中作何滋味。
但这位「铁娘子」坚持认为,自己那三年的成绩当下无法评价,要交给后人来评说。
当时对资本市场的监督,新闻界产生了一股与证监会并肩作战的力量。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资本市场有「铁娘子」之称的三位女士,都产生于这一时期。除了史美伦,还有刘姝威和胡舒立。其他两位的故事,还是要从朱镕基讲起。
1998年10月,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,并与《焦点访谈》节目组的编辑、记者举行座谈。针对《焦点访谈》的 「调查性揭露报道」,朱镕基明确表示,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」。「现在把问题揭露出来,改正以后就给人民带来极大希望,真正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,就有了信心。」
座谈会后,敬一丹小心翼翼请朱镕基题字。很多人都知道,这位前总理一向不喜题字,但他这次破了例,为《焦点访谈》写下16个字:舆论监督,群众喉舌,政府镜鉴,改革尖兵。
白岩松当时站在朱镕基身后,刚看到「舆论监督」四字落笔,就开始使劲鼓掌。白岩松后来问:总理,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?朱镕基开玩笑说:我想了一宿,今天早上我一量,血压都高了。
那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黄金时代,也是一代媒体人流连忘返的金色梦乡。那个时期央视推出了多档锐意突破的新闻节目,除了《焦点访谈》,《新闻调查》也是其中之一。
《新闻调查》中影响重大的一期,与证监会的「监管风暴」产生了联动,报道的是轰动国内财经界的蓝田股份案。这期节目的标题是《与神话较量的人》,时任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的刘姝威一战成名。
蓝田股份自1996年上市以来,以5年间股本扩张360%的业绩创造了中国股市的神话。2001年,刘姝威捅破了这个泡沫。她以一篇600字的短文《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》对蓝田神话射出一支箭。
刘姝威当时在写一本名为《上市公司虚假会计报表识别技术》的书,寻找案例时,蓝田股份进入她的视野。当时证监会正在调查这家公司。研究了蓝田股份的财务报表后,她得出一个结论:这家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很弱,它有1.27亿元的短期负债不能按时偿还,完全在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。
这个结论让刘姝威非常震惊,不仅因为这家明星公司居然已经千疮百孔,还因为这个结论如此显而易见,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、使用复杂的方法就能得到——对蓝田发放贷款的银行不可能看不出来。
《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》文章发表后不久,蓝田负责人找上门来,对刘姝威实施威胁,并对她提起诉讼。
在那期《新闻调查》里,刘姝威以一个捍卫真理和法律的斗士形象出现,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心怀天下的愁容。她对着镜头,应记者的要求重复了一遍:蓝田已经是一个空壳,这是非常危险的,对蓝田危险,对银行更危险。
刘姝威一战成名,被称为「资本市场的良心」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」,并当选那年「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」之一。
最近几年,刘姝威批过乐视,并担任万科、格力、柔宇科技等上市公司独董,因为几次具有争议的发言引起过小范围的关注,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。对「显而易见」的危险的预警和重视——当年把蓝田的危机及时扼杀在1.27亿的苗头时——能防止多少更大的悲剧发生呢。
那期《新闻调查》节目,采访刘姝威的记者是王志,他以提问风格犀利、针针见血著称,在央视众多记者中自成一派,是新闻学子们的研究对象和榜样。2008年,王志因挂职云南丽江市副市长再次引起广泛关注。
2014年,王志重返电视界,加盟陕西卫视主持一档文化类节目。久未露面的王志与当年判若两人,昔日的满头青丝不见踪影。很少有人知道这几年他经历了什么。
有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」之称的除了刘姝威,还有胡舒立。
与吴敬琏批判股市乱象、史美伦掀起「监管风暴」同步,胡舒立和她创办的《财经》杂志成为上市公司舆论监督的另一块阵地。2000年前后《财经》刊发的《基金黑幕》《银广夏陷阱》《庄家吕梁》等揭黑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,也奠定了这本杂志在业界的地位,业内无人不知胡舒立的大名。
这三位「铁娘子」的履历有一些共性。三人年龄相仿:史美伦生于1949年,刘姝威1952年,胡舒立1953年。三人最负盛名的年纪也都是在21世纪初,那个资本市场改革大幕徐徐拉开的风云际会时代。
她们同期出现并不是一个巧合,而是一场自上而下达成了改革共识的结果。史美伦所代表的监管层,胡舒立、王志和《焦点访谈》是来自新闻界的势力,刘姝威则来自学术界——她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,后者因提倡股份制改革而得名「厉股份」。
刘姝威在《与神话较量的人》那期节目里留下过一段话:我的导师对我说过,不要少年老成,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论点,只要是你能自圆其说的话,只要你认为自己很严谨推论出来的话,你就可以说。
如今回顾这段往事不难发现,20年前的那场「监管风暴」固然离不开最高层的支持,但同时也汇聚了来自新闻界、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合力,那场「风暴」在当时才能展现如此威力。
胡舒立与刘姝威同享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」之名,与史美伦也有私交。史美伦数次接受过胡舒立的专访,即便是她离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后。胡舒立自立门户创办《财新》后,史美伦常年是财新峰会的座上宾。
史美伦还以个人名义在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设立了「史美伦奖学金」。该中心成立于2002年,胡舒立正是创办人之一。在一次采访中,史美伦特别提到新闻媒体对资本市场监管的加持作用。「财经新闻从业人员通过舆论监督,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以往媒体对一些上市公司作假的揭露,不仅使得上市公司重视了自我约束,而且使得有关部门加强了这方面的监管。」
后来,史美伦还担任了北大燕京学堂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。2017年,她应邀在北大举办过一场主题为「A Global Citizen in the 21st Century」(21世纪的世界公民)讲座。
无确凿报道说明史美伦和胡舒立于何时、因何事结识,但应该早于史美伦来内地就职。根据二人以往时间线的交汇,大概可以做出一个猜测。这又是一段更早年的激荡往事了。
1998年,胡舒立发表过一篇《中国电信(香港)上市始末》的文章,当时胡舒立还在《中国工商时报》任首席记者,不久之后就创办了《财经》杂志。
中国电信上市于1997年,被寄予借赴港上市之机推动国企改革的重任,此时又值香港回归,对外更被视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电信市场开放的标志。中国电信赴港上市万众瞩目,算得上真正的「盛宴」。
此时的史美伦已经就职于香港证监会。在90年代,史美伦有两大成绩:第一,铁腕整治香港资本市场,港媒把她的名字「查史美伦」(从夫姓)戏称为「查死你们」;第二件与内地关系重大,她参与了90年代内地公司赴港上市的筹备工作。
1993年7月,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。两地的磋商在此之前就开始了。史美伦作为彼时香港证监会中仅有的两名中国高管之一,担负起向外籍同事「安利」内地公司的任务。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,史美伦回忆,当年香港证监会的外籍高管普遍把中资企业、国企视为异类——内地的《公司法》直到1993年底才出台,更不要说《证券法》,连证监会都刚成立于1992年。
史美伦拿来说服外籍高管的理由是:如果缺少内地企业,香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,那些大的外资投行一直看不起香港,因为市场太小了。
这也是至今史美伦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的一点:如果没有H股,没有国企来香港上市,香港不会是国际金融中心。
但史美伦也坚持一个原则:内地公司与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,没有例外。经过与内地官员的反复磋商,这一原则最终得到贯彻。
为筹备赴港上市,香港证监会为内地公司董事会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,甚至把ICAC(香港廉政公署)也找来讲课,讲反贪条例,讲必须杜绝内幕交易。
香港证监会不只有内忧,还有外患——港交所还要跟实力更雄厚的纽交所「抢客户」。原本锁定的第一家H股上市公司是中石化上海公司,谁知美林证券半路杀出来,说服上石化到纽约挂牌,青岛啤酒这才捡了个漏,成为「H股第一家」。
但直到1997年的中国电信,才真正拉开大型国企重组改革、赴海外市场上市的序幕。胡舒立作为当时的前线报道记者,或许是在这一阶段与史美伦结识的。
中国第一代投资银行家方风雷是当时上市的操盘手之一,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《中国移动上市那些事儿》(中国电信后更名为中国移动)中提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:
中国电信(香港)上市有一项创举,就是引入「基石投资者(cornerstone investor)」,这是高盛发明的销售策略。这种做法后来被业界广泛效仿。我们选了李嘉诚、郑裕彤、郭鹤年、查济民、郭炳湘、李兆基、吴光正、利汉钊八大家族集团,以及中信和光大两大陆企的香港分支作为基石投资者。很快,这些投资者就「消化」了10亿美元额度。这让高盛感到不可思议。
没想到不久赶上亚洲金融风暴,出资人们忧心忡忡。我们请来时任信息产业部长吴基传,在深圳五洲宾馆与基石投资者们会面,以稳固军心。李嘉诚虽然没有出席,但会前让次子李泽楷捎来一句话,「谁退股,我全包下」。
这段叙述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,不只有李嘉诚的「格局」,还有另一点值得关注:文中提到「八大家族集团」之一的査济民,史美伦正是其二儿媳。「铁娘子」夫家背景显赫,且夫妻二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两地融合做出了贡献。
另一个巧合是,2012年,史美伦被中国电信(此中国电信非1997年上市的中国电信)聘为独立董事,同在独董之列的,还有当年的信息产业部长吴基传——他是当时推动电信行业改革的关键人物。两个在十年前共同见证中国移动上市的人,再次产生了奇妙的交集。
如今,史美伦虽然早已卸任中国证监会副部长,但始终与内地保持紧密联系。她在宝钢和中国电信等国企都担任过独董,用她自己的话说,这是「身体力行」——她就任内地期间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里,独董制度正是其中之一。
前几天,这位「铁娘子」又被聘任为蚂蚁集团独立董事,被外界解读为蚂蚁集团「在合规的路上更进一步」。
史美伦一直说,香港金融市场是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。实际上,她自己也扮演着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中间人角色。史美伦最新的职务是港交所主席,由过去的「监管者」转变为「推广者」。
继她深度参与的本世纪初大型国有企业赴港上市潮后,2018年港交所发起「同股不同权」改革后,小米等新经济公司开启了新一轮赴港上市潮,再次为港交所注入生机。对于香港来说,蚂蚁集团将是一个不可错过的「超级大单」。
去年10月,史美伦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提供了一组数据:截至目前,已经累计有1351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,占中国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,内地企业在港交所的总市值占比已经超过75%。
内地需要香港,香港更需要内地。
今年2月4日,农历大年初四,港交所内部举办了新春开市仪式,主席史美伦和行政总裁欧冠升一起主持敲锣。随后港交所发布短片,史美伦和欧冠升分别用普通话和英语向公众拜年,短片结尾,两人一起用普通话说:「恭喜、恭喜!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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